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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民国史上最血腥的年份:屠杀是怎样一步一步发生的?

中国国家历史 2021-01-11 08:4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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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的国共分裂,是中国近代史上一道极为特殊的分水岭。

从“四一二”到“七一五”,蒋、汪相继以暴力手段清除国民党内的共产党,标志着国共合作的大革命失败。大革命中,依靠共产国际的援助以及共产党的帮助,国民党取得北伐战争的胜利,并建立了政权。共产党却遭到国民党的驱逐和捕杀,从合法转为非法。大革命的失败,只是共产党的失败。

在“革命”与“反革命”的话语之外,考察这场巨大变故的前因后果,仍有许多值得深思之处……



国民党军警在街上搜查共产党嫌疑分子

国民党军警抓捕共产党


对于这段“屠杀”与“被屠杀”的历史,“革命”与“反革命”的叙述,当事的国共双方,观点自然会迥然不同。在事件发生的前后,由于立场与观点的不同,不同的人,对于此次事件的认知与评价,也会有所不同,甚至是截然对立的。


倾向于同情共产党的鲁迅在1927年9月所写下的一段文字:


“革命,反革命,不革命。 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而被杀于反革命的,或当作反革命的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作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 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


倾向于同情国民党的梁启超在1927年5月写下的一段文字:


“近来蒋介石们不堪共产党的压迫,已经翻过脸,宣言‘讨赤’,而且残杀的程度比北方厉害多少倍。同时共产党势力范围内也天天残杀右派。据各方面的报告,最近三个礼拜内双方党人杀党人——明杀暗杀合计——差不多一万人送掉了,中间多半是纯洁的青年。可怜这些人胡里胡涂死了,连自己也报不出帐,一般良民之入枉死城者,更不用说了。”


1927年,是民国史上最血腥的年份。

这场屠杀是怎样一步一步发生的?90年以后,让我们再来回溯这段不堪回首的历史。


1


两党合作:一场共产国际主持的“包办婚姻”


这场“国共合作”,无论它是被称作“联俄容共”(国民党),还是被称作“联俄联共”(共产党),都仅仅只是一场共产国际强行撮合的“包办婚姻”——孙中山需要苏俄的卢布和组织经验;中共则必须听命于其上级组织。


2


国共反目:“包办婚姻”的必然结局


共产党员们坚定地认为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政党”,国民党则坚定地不承认自己有什么“资产阶级性质”。这种争论,大致贯穿于两党合作的始终。


而这种矛盾,给国共合作带来的负面影响,至少有两种:其一,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后,通过宣传国民党的落后和本党的进步,将国民党内的进步青年大量吸收到共产党阵营中来;其二,共产党人不能认同国民党为革命所划定的范围和界限,在包办工、农运动的时候,屡屡突破国民党所能接受的底线。


▲矛盾(1):国民党拒绝被中共定性为“资产阶级政党”

共产党员们坚定地认为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政党”,国民党则坚定地不承认自己有什么“资产阶级性质”。这种争论,大致贯穿于两党合作的始终。

而这种矛盾,给国共合作带来的负面影响,至少有两种:其一,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后,通过宣传国民党的落后和本党的进步,将国民党内的进步青年大量吸收到共产党阵营中来;其二,共产党人不能认同国民党为革命所划定的范围和界限,在包办工、农运动的时候,屡屡突破国民党所能接受的底线。


▲矛盾(2):国民党党员大量流入共产党

国民党本身具有明显的“左倾”性质,其社会主义政党的特征非常明显;孙中山作为党的精神领袖,从1900年代开始,阐扬社会主义不遗余力,联俄容共之后,更喊出了三民主义就是共产主义的口号。这使得许多国民党员产生了一种三民主义是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的错觉,甚至觉得共产党的信仰要比国民党的信仰更高级。


这是国共合作之后,大量的国民党党员流入共产党的主要原因。


王奇生教授在其著作《党员、党权与党争》中如此描述这种情形:


“中共及其青年团在人数上虽远不及国民党,其组织内聚力却相当强,在国民党内很快形成一种‘反客为主’的态势。国民党人渐渐感到,‘所谓两党合作,事实上成为国民党的分子的个体与共产党整个的团体的联络,所谓国民党容纳共产党,事实上变为国民党分子不是为共产党所溶化,便是受共产党所包围。’……随着国民党左派青年大批被吸纳进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国民党人感到国共合作的形式在发生变化。


▲矛盾(3):中共控制了国民党的最高权力机构


“党内合作”对国民党的造成的另一重困扰,是最高权力机构的失守。


对此,共产国际和中共都不讳言——譬如:维经斯基在1926年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说:“至于说到国民党,应该说,在国民党中有我们共产党。共产党实际上领导着国民党。小小的共产党处于国民党的机构之中,在组织和发展国民党。我们党处于国民党之中,对国民武装力量,即国民军实行着自己的政策。”


中共领导人谭平山则说,在1926年国民党二大召开前后,已有大约90%的国民党地方组织处于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的领导之下。


1926年11月,陈独秀在关于国民党问题的一个报告中,使用了“包办”一词来形容共产党人对国民党组织的控制。


据陈独秀说,广东、湖南、上海、北京这几个最重要的地区的国民党组织,都被中共“包办”了,在北京,“所有工作皆守常在那里提调,几乎KMT就是李守常”;而在上海,“一般民众的心目中,上海特别市党部等于CP”。


司马璐在《中共党史暨文献选粹》中所统计的数据:


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一处八部共21个职务当中,中共党员竟然占据了17个之多,占百分之八十强。


     国民党人很显然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


▲矛盾(4):中共在国民党内秘密行动,令国民党人非常不安


无论是党员的单向流动,还是中共对国民党高层组织乃至中下层组织领导权的垄断,背后都有同一个因素在起作用。这就是:中共在国民党内的秘密党团活动。


早在1924年,国民党元老邓泽如、张继、谢持等人就曾以中共在国民党内搞秘密党团活动为由,向孙中山和国民党中央提出过弹劾案。弹劾案认为中共的这种活动模式,会妨害国民党的生存和发展。虽然弹劾案被孙中山强行压制了下去,但张继等人与鲍罗廷之间的质询和答辩,还是承认了中共确有秘密党团活动。


对于国民党而言,真正的危险在于:中共的党团活动完全是秘密进行的,共产党人知道谁是纯粹的国民党人,国民党人却无法获知谁是跨党的共产党人。


这种恐惧感,使得蒋介石在1926年5月说了这样一段话:


“究竟哪个是真正的党员,哪个是跨党的党员,究竟哪个是忠实的中央执行委员,哪个是跨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不说各位同志不明白,要怀疑,就是我做主席的,也弄不明白。”


这种秘密性,让许多国民党人产生了一种“国民党党务,共产党员可以操纵,而共产党党,国民党员绝对不能参加”的危机感——中共对国民党的家底一目了然;国民党却对自己组织里有多少共产党员完全没有概念,更无从知晓自己哪些基层党组织乃至中高层党组织已经完全被中共控制。这种秘密性,既是“清党”运动最终严重扩大化的缘故;也是中共日后在秘密战线上完胜国民党的根本原因。


▲矛盾(5):两党在革命路径上存在严重分歧


既然中共坚持将国民党看作资产阶级政党,而国民党又坚持认为自己代表全民利益,这种革命路径的分歧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这种分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国民党希望彻底北伐,推翻军阀,建立党国,为了这个目的,可以暂时与“帝国主义”达成和平妥协;中共秉承共产国际“坚决反帝”的指示,宁可中止北伐,也不能中止对“帝国主义”的打击。其结果就是:作为军事领袖的蒋介石,希望暂时以北伐为重,不要激化与英、美等国之间的关系;包办群众运动的中共,则持续不断地组织群众冲击外国使馆、冲击租界,乃至组织群众暴动武装收回租界。


2、国民党不认为中国的阶级矛盾已经激化到必须暴力革命的地步,所以希望将工、农运动保持在一个适可而止的限度;中共则根据其阶级斗争理念,在工、农运动中一味过激左倾(具体情形可详见《转型中国·1926》) 这种分歧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


3


双方努力:和平解决的方案

国共合作最终搞到兵刃相加、血流成河的地步,但双方并非没有考虑过和平解决。但双方的努力,没有达成,也许根本无法达成。


▲蒋介石谋求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


在1926年国民党二大上,蒋介石提出了著名的“整理党务案”,希望通过法定程序,来限制苏联顾问和共产党人的权力,尤其注重后者。


该提案针对苏联顾问的有两条:一、“不得把持要职”;二、“辞去行政官职权”。


针对共产党权力过大的有六条:一、“对于共产党员之入本党者,须守本党纪律,实行三民主义之工作,更不许对总理之人格加以诬蔑,对于总理之历史有意抹煞,对于三民主义,尤不准其有批评与怀疑之行动。如有运动本党党员加人共产党者,一经检举,则处以严律”;二、“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一切秘密团体及一切秘密行动,完全取消”;三、“共产党对其党员一切训令及其策略,应通过国民党最高干部”;四、“在国民党之共产党员,其名册应通知国民党最高干部”;五、“共产党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内之人数不得过三分之一”;六、“国民党与共产党应设联席会议,处置一切困难间题”。


鲍罗廷不愿与蒋介石决裂,而蒋介石也深信共产党人对大革命必不可少。双方最终就该提案达成了妥协。共产党的权力至少在制度层面受到了约束,而国共合作的路线也再次得到了重申和坚持。 但蒋介石显然很清楚,《整理党务案》缺乏可操作性,即便是中共党员从国民党中央大幅度退出,国民党的中下层党组织也仍然在中共的控制之中,因为国民党并不能掌握跨党的共产党员的具体数据。


为谋彻底解决,蒋介石想出了一个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的办法。蒋很清楚地意识到:共产国际才是一切问题的关键,假如国民党成为了共产国际的成员,直接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那么,中共党员彻底加入国民党,也就不存在任何问题了,“跨党”所引发的一切矛盾都将消失。


共产国际最终没有接纳国民党成为其成员,因为邵力子没有完整地传达蒋介石的意图。但即便邵力子完整转达了蒋介石的要求,共产国际也不可能接受国民党。


▲陈独秀希望共产党员全部退出国民党


与蒋介石试图进入共产国际,进而“溶化”中共不同,陈独秀的方案是中共党员集体彻底退出国民党。


1927年4月15日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共产国际》发表了题为《中共“五大”和国民党》的社论。这份社论披露了陈独秀的这个计划,并对其作了严厉的批评和否定。


社论不指名地批评陈独秀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社论说:该决议案共有四条,即四项决定。这四项决定是:


“第一,以党外联盟取代党内合作;第二,采取一定的独立的政治策略;第三,竭力使城市小资产阶级成为国民党的基础;第四,建议国民党不要成为一个有组织的党,而成为地方组织,可以采取俱乐部形式。”


4


当年合伙人:对事件的看法及反思


1927年的蒋介石。蒋介石发动“清党”之前,始终十分重视“扶助农工”,几乎在整个北伐期间,蒋都在高唱“扶助农工”,且反复宣传这一政策是孙中山的既定方针,不可改变。但在“扶助农工”问题上蒋介石有两个底线:一是工农运动断不能操纵在反对国民党(尤其反对蒋)的党派分子手里;二是工农运动应当控制在适当的范围内,战争时期尤其要以保持军事胜利为限度。但最终,这两条底线都被突破。蒋介石个人最终选择武力“清党”,需要一分为二看待:1、国民党内部的支持(譬如蔡元培也支持他“清党”);2、中共选择支持汪精卫,蒋介石感觉自己的领袖地位岌岌可危。总而言之,“清党”是国民党和蒋介石身上难以磨灭的罪恶,无论它是出于集体“党争”的目的,还是出于个人“权斗”的目的,几十万无辜爱国青年的生命,就这样在极端扩大化的“清党”中白白葬送掉了。

汪精卫。苏俄及中共试图通过支持汪精卫架空蒋介石,是促使蒋介石发动“清党”的最后一根稻草。但很快,汪精卫也倒向了蒋介石,其直接缘由,是共产国际代表罗易鬼使神差地向汪精卫出示了共产国际给中共的“五月紧急指示”。这份由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秘密会议决定的电报,向中共提出了三点要求:(1)有步骤地开展土地革命,口号是“一切权力归农会和村委会”。在“保护指挥人员财产和分给士兵土地”的前提之下,在湖南、广州等省实行“在共产党的积极参与下由农民实际没收土地”。(2)“开始组建8个或10个由革命的农民和工人组成的、拥有绝对可靠的指挥人员的师团。这些师团将是武汉在前线和后方用来解除不可靠部队武装的近卫军。”(3)“加强在蒋介石后方的工作和对蒋介石部队的瓦解工作,并给广东农民起义者以帮助”。在汪精卫看来,这是要篡夺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

陈独秀。1927年国共关系日趋紧张,尤其是国民党军队与中共包办的工农运动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之后,陈独秀曾提出六条解决问题的意见:(1)小地主和革命军官的土地不没收。(2)成立解决小资产阶级与工人之间纠纷的仲裁委员会。(3)商人有权参加各种自治机构,反革命分子除外。(4)不禁止、不妨碍帝国主义的贸易。(5)邀请国民党积极参加工农组织。(6)支持国民党政府增加和征收捐税,条件是不剥夺贫困居民阶层。这些建议得到了鲍罗廷的支持,但却遭到了另一共产国际代表罗易的强烈反对。罗易在中共内部找不到同盟者,遂鬼使神差地将秘密的“五月紧急指示”告诉了汪精卫。


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若干年后,周恩来在延安整风时期如此反思“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大革命的失败,主要是没有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去篡党篡政篡军,搞土地革命,以武装斗争为中心。共产国际第八次全体执行委员会议对中国问题发决议包括这四点:改造国民党使工农分子大批参加进去,这就是篡党;把农民协会变成为乡村的政权,这就使篡政;组成七万军队,其中要包括二万共产党员,这就是篡军。”1936年在白家坪接受斯诺采访时,周恩来也说:“由于策略上的错误,我们抛弃了对国民党保持控制权的机会。……假如共产党全力加入国民党并且为争夺控制权而斗争,而不是留在国民党外边,我们就能与左翼组成联盟,取得并且保持领导权。”



晚年的谭平山,共产党员,国共合作期间曾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1928年,谭平山在《中华革命党宣言草案》中如此定义国民党的阶级性质和反思大革命的失败:“无如当时的国民党,依然是一个多阶级的政党,并非建筑于一个伟大的革命阶级强有力的政党,律以党的成立根本条件,已属残缺而非健全。果也,党内各分子,各本其阶级的利益,尽量发挥其各阶级的属性,不断的表现那些党内阶级斗争滑稽而奇异的现象,政纲形同虚设,纪律等诸具文。故改组开始,立起纠纷,革命发展,更呈分化。广州三月二十日之变,不过是党内阶级斗争的表现,也是多阶级政党本身弱点的暴露。代表封建资产阶级的新军阀蒋介石,于此初试其锋,所谓左派领袖汪精卫。竟仓皇出走。”

国民党元老、中共党员邵力子。1926年被蒋介石派往苏联,希望说服共产国际接受国民党为其成员,以彻底解决两党吞噬与反吞噬的危机。邵力子没有能够完成任务。1937年2月开始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期间曾批准在国统区出版斯诺撰写的《毛泽东自传》,为中共做了许多正面的宣传。


陈立夫。如何找出国民党内的共产党,是“清党”最大的难题。陈立夫晚年在回忆录里如此描述自己当年所采取的方法:“吴倚沧、我哥哥和我最关心的是如何找出谁是共产党,因为,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将他们党员名单交给我们过,因此,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分辨谁是共产党,谁是“纯粹”的国民党员。同时,共产党已经下了一道秘密命令,要所有共产党员尽量地藏匿身份,以便继续混藏在国民党中从事他们的工作。我告诉吴倚沧,唯一可做的就是打斗,因为一打了起来,国民党和共产党两边的人自然就会分出鸿沟来,这个办法我们在安庆已经试用过。随即我们就打电报给各地足以信赖的同志,要他们想尽办法摆脱共产党,至于身份不明的人,只要从打斗中就可以知道他们的身份和态度,然后就尽可能清除他们。”

白崇禧是清党的积极执行者,但他是如此感叹清党的恶果的:“此次清党后,即发生许多以党营私之假革命党,尤在上海一隅,更加其甚。藉清党为名,奸人妻子,掳人财物,敲榨剥削,随便杀人,以致人民怨声载道。上海是舆论的中心,故民众对本党已渐失信仰,这是非常痛心的。”“本党自去岁北伐以来,得到民众之欢迎,箪食壶浆,唯恐未至,正有东征西怨之概。乃今岁四月,克服江浙,假革命者冒充忠实,竟将本党令名几付诸流水。嗟呼!清党运动,固如是耶!”对于“清党”所造出的种种恐怖,就连再三强调“清党,就是要消灭中国共产党”的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胡汉民,也是摆首连连。他形容“清党”意义已大为走样,“清党,清党,许多罪恶,借之而生。土豪劣绅,弹冠相庆,攘臂大呼曰:清党。清党把许多健全忠实的少年同志,一网而尽。绅士皆大笑。试问:他们自己不是党员,以何资格来清吾之党?真正之CP亦振臂大呼曰:清党,清党,打倒CP分子,于是党员皆大惧,偶语有罪。CP大笑,党员大哭,国民党之基础乃大危”。——“清党”是一把双刃剑,国民党自此失去了人民的信仰。


5

余论


1927年国、共两党之间的腥风血雨,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革命”也好,“反革命”也罢;“进步”也好,“反动”也罢,这些词汇均不足以完整描述这场背景复杂的大屠杀。今天回过头去看,它更像是一场噬与反噬的生存游戏。


结局是如此的两败俱伤——共产党人从五万被屠杀成不到一万;至少20万无辜左倾爱国青年命丧黄泉;国民党则几乎丧失了在青年中的号召力,号称代表全民利益的国民党,再也没有能够从这浓厚的血污中重新找回自己的人民……


但青年们从血污中爬起来,继续向左……


资料来源:

《党史研究资料》第1-6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上海书店出版社;

杨奎松《蒋介石从三二0到四一二的心路历程》,载《史学月刊》2002年第6期,等。

腾讯历史频道《转型中国1864-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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