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庆死飞价格交流组

黄纯艳/宋代船舶的数量与价格

云大经济史 2020-06-28 13:42:02


摘要:宋代是造船业空前发展的时期,虽然宋代史籍没有留下全国船舶总量的直接数据,但根据北宋纲船、南宋战船及浙东和福建民间海船仍可窥见宋代船舶规模的概貌。北宋内河纲船超过15000艘,其中淮南运河和汴河纲船及达6000艘。南宋长江中下游战船超过30000艘,浙东沿海民间海船超过20000艘,福建民间海船规模较浙东更大;全国海船总数七八万艘应是较为保守的推估。船舶造价因船舶形制和大小不同差异很大,一般漕船造价少则数百贯,多则千贯以上,而战船和座船造价有万贯以上者。

关键词:宋代;船舶;数量;价格

 

宋代由于内河运输和海上贸易的空前繁荣,造船业空前发展,船舶数量大增,但宋代船舶大致有多大的规模?官、私船舶及内河船、海船呈怎样的格局?造价是多少?有学者对南宋沿海战船和民间海船作了初步的推估,但尚难窥见宋代造船规模的概貌,推估所依资料也还不够全面细致。葛金芳统计了7种宋代船舶的造价及经费来源,也还有进一步充实补充的必要。本文在尽可能全面搜集有关资料的基础上,对宋代船舶数量和价格作一蠡测,冀望对这两个问题的研究有所补充和推进。

一、宋代纲船数量

宋代内河船可以统计的线索来源一是北宋漕船制造额,二是南宋江防和长江水战船只。海船则有南宋对两浙和福建船只的造籍和征调可供参考。一些零星的造船数据大都不具有推算全国船舶总数的意义,尤其是内河民船的数量更没有完整的线索可供全面的了解。因此本文仅对北宋漕船、南宋内河战船和南宋闽浙海船作一个初步的推测。

北宋东南诸路向开封的纲运事关国家机器的运行。元丰六年(1083)发运副使蒋之奇说:“汴纲船岁额千七百余艘,近准诏减数,止造七百四十八,以所减工料价钱封桩。本司岁运军储六百二十万石,而止用七百余艘,风水抛失,尚忧不足。”不论是748艘,还是1700余艘,都是指各造船州每年为发运司制造的纲船定额,而非发运司拥有的纲船总数。因为按实载400料计,748艘和1700余艘船如要完成620万石粮食转运,分别要往返20余次和9次。这显然与一年三运的实际做法不符。实际上统领纲运事务的发运司“额管汴纲二百,每纲以船三十只为额,通计船六千只”。这是指发运司所管淮南运河及汴河段的漕船。这两段运河的漕船即汴船力胜(载重),一般为300-400料,漕粮一年三运,实载八分,二分许船夫私载,6000只船基本上就是运输漕粮的船只,而非宋朝官府所有纲船,更不包括两段运河以外内河的纲船。根据北宋前期汴船不入江的规定,各路通过长江流域及浙东和浙西运河将纲运物资发往真州的纲船必是一个庞大的数量。

北宋规定了纲运船的制造定额,“诸州岁造运船,至道末三千三百三十七艘,天禧末减四百二十一”,实际为2916艘。这是包括运河、黄河(陕西)和长江的全部纲船数。按照官船“三年一小修,五年一大修”的使用状况,至少可以使用5年,若以天禧末的造船额计,漕船的保有量为15000艘以上。如同天禧末与此前造船额有变化,漕船制造额是变动的。治平二年(1065)实际“诸路创漕船二千五百四十艘”,少于天禧末年造船额。元祐五年(1090)“诏温、明州岁造船以六百只为额”,天禧未温、明两州合计为302艘,就温、明两州而言造船额增长了近一倍。大观三年(1109)吕源称“近乞责限江、湖路打造粮船二千七百余只”。已超过天禧末江西路和荆湖南北路造船额合计数量(1651艘,占56.9%),若加两浙、陕西、四川、淮南的造船数,总数亦有可能超过天禧末。政和四年(1114)两浙路转运司上奏中还说到明州与温州造船额,“每年合打六百只”,似乎仍在实行元祐五年(1090)的定额。建炎二年(1128)发运副使吕淙说:“依祖宗旧法,于虔、吉、潭、衡四州认定每年打造七百二十三只为额。”四州的制造额尚不足天禧末虔、吉两州的制造额。这大概是北宋末年的制造额。

漕船的实际制造数量既有临时下旨的增额打造,也有各州制造不足额的情况。政和四年(1114)九月,因开封阙少平底船支使,宋徽宗“诏令两浙路转运司各打造三百料三百只,江南东、西、荆湖南、北路转运司各打造五百料三百只”,共计1800只,送至开封。这似乎是特别下诏打造的额外船只。如同年开修济河毕,特意打舟船1300只,包括座船100只、浅底屋子船200只、杂般座船1000只,专供济河漕运使用。蔡京行直达法后各州仍有定额,如“温州造船场年额打造本路直达纲船三百四十只”。各州造船数量也在2000艘以上。贾伟节任江淮发运副使时就“造巨船二千四百艘”,“以上供物径造都下”。而宣和元年(1119)五月的诏令中又说到“诸路造船州军未造数目至多,兼近来打造多不如法,易损坏”。

南宋时“诸路转运司岁起上供粮斛合用舟船,逐路各有船场认打船额”。如,“赣、吉州船场,每岁额管造船五百艘”。但南宋漕运减少,漕船制造数量也随之减少。建炎二年(1128)潭、衡、虔、吉四州打造年额船期123只,“近于江、湖四路沿流州县打造粮船一千只,并潭、衡、虔、吉四州两年拖欠舟船八百三十九只,江东路打造未到船二百五只”,加上四州年额,共2767只。这是正常造船额加上往年拖欠数,以及特别令无造船额的州县也摊派打造的合计,正常年份肯定达不到这个数量。绍兴元年(1131)徐康国说到温州造船场虽有年额,而实际上“打造不曾及额”。绍兴七年(1137)中书门下省说到“诸路造船场岁额打造运粮纲船,各有立定数目,比年拖欠不敷”,拖欠成为常态。乾道元年(1165)赦令中仍说到“温、明、秀、赣、吉州各有造打年额粮船,并真州小料舡,积年登带拖欠数多……逐州绍兴三十二年以前未造舟舡,并予放免”。

宋孝宗朝大幅减少各路漕船制造额。江南西路奏“准乾道五年九月二十七日指挥,自当年为始,每岁减免一百只。令两州船场造四百只”。荆湖南路奏请“欲将年额所造松木粮船一百六十八只,裁减六十八只,每年实造松木粮船一百只”。淳熙元年(1174)“裁减两浙路造船场每年置造粮船,宜别立额。温州元额一百二十二只,今减作五十只”。两浙路“逐州船场,淳熙元年已经裁减”,又申请“将淳熙二年至六年少欠粮船,特与蠲免。其七年至八年、九年未足船只,自十年为始,均作三年带造补发”。如果按宋孝宗裁减造船额以前潭、衡、虔、吉、温五州年额计,共船845只,远少于北宋的定额。宋孝宗减额后只有550只。天禧末江西路、湖南路加温州的造船额占据全国的60%。若按此计算,宋孝宗以后每年漕船制造总额不到1000艘,不足北宋的1/3。

漕船并非是全部的官船。如北宋熙宁九年(1076)以前的疏浚黄河司管船205只,熙宁九年(1076)后仅存留20只。还有其他各种机构的官船难以尽举。太平兴国六年(981)张齐贤说到:“每春江水涨,洲沈岛没,虔、吉、抚、筠、洪诸城军实万艘,浮江而下。”可见,仅江西路就可调动10000艘粮船。天禧三年(1019)八月白波发运司采梢300万,从泗州以北调用官船3000只。八月正是漕运时节,还能临时从汴河抽调3000只船,可见汴河官船远非六千艘漕船。南宋也一样。除了湖南、江西和两浙漕船外,四川也有一定数量的官船。如绍兴三十一年(1161)总领四川财赋王之望用270余艘300料运粮船为吴拱从兴州移屯军人及家属一万数千人。实际的纲船总数难以作全面的统计。

二、宋代内河战船数量

北宋初为攻打南唐,曾打造大量内河用船。南宋发展江淮防务,内河战船数量更为庞大。开宝七年(974)宋朝为了攻打南唐,在荆湖造大舰及黄龙船数千艘。开宝八年(975)五月在武昌打败南唐水军,夺战舰500艘。六月又败江南兵于建康城下,夺战舰数千艘。南唐将领朱令斌自湖口以众驰援,号称15万人,乘木筏及战舰,顺流而下,船只一定不少。李符受命征南唐,宋军自荆湖调发刍粮,领船数千艘顺流而下。合计北宋和南唐的长江战船,至少在1万艘以上。宋朝平定南方诸国后,长江不再具有军事和国防意义,内河战船大减。

南宋长江中下游和淮河成为边防前线,大量发展战船。建炎四年(1130)金人渡江,控制了长江,有辎重船只“自瓜步口舳舻相衔,至六合不绝”。船只数量虽不得而知,也可知其庞大。但南宋初,战船仍然有限。绍兴三年(1133)征讨杨么,令刘光世“疾速拣选堪接战船五百只”。刘光世只筹集到船十余只,还往往坏烂。同年,岳飞奏:“本军即日并无舟船,若遇缓急,乞于本路州县沿江不以官私舟船,和雇权借使用,事毕给还。”当时只有“韩世忠近因上江捉杀,收集到舟船三四千只”。绍兴间知洪州元镇上奏:江州兴国、南康军水军及岳飞屯驻大军阙少战船,已奉圣旨,“令江西转运司和雇收买二百只应副”。但江南东西路累遭兵火,舟船被划刷殆尽,“欲计置打造战船二百只”。

镇压杨么之后,南宋长江水军得到大力发展,战船数量逐步增加。淳祐末,王埜任沿江制置使、江东安抚使,巡视和州、无为军和安庆府沿江水军,见“舳舻相衔几三十里”,“创游击军万二千,蒙冲万艘”。这还只是江东路中段的江防力量。宋元在长江展开决战时,长江战船数量达到了高峰。至元十一年(1274)元军从襄阳顺汉江而下,进攻长江重镇鄂州,有“战舰万计,相踵而至,以数千艘泊于沦河湾口”。而守卫鄂州的宋军也有“战舰万艘,分据要害”。双方投入的战船达两万艘。此战中元军焚宋军汉阳战舰就达3000艘。宋元丁家洲水战中,宋军统帅贾似道“建都督府,以战舰五千余艘屯丁家洲”,“夏贵以战舰二千五百艘横亘江中”。战船也近万艘。元军在鄂州及鄂州以下沿江各州所获战船,加之自襄阳南下的万艘战船,可以投入的战船亦不下万艘。在长江最后一战的焦山之战中,宋将张世杰纠集“舟师万艘,驻焦山东”,元军“以巨舰分两翼夹射……继以火矢烧其蓬樯,烟焰涨天”,大败宋军,可知元军战船数亦不少,且经过鄂州和丁家洲之战的胜利,元军拥有的战船数量远超万艘。焦山之战后元军完全控制了长江。文天祥从镇江逃往真州,溯流而上,“江岸皆北船,迷亘数十里”,可见江上战船之多。从这几次大战看,此时期鄂州以下的长江段战舰数量至少在3万艘以上。

三、宋代海船数量

北宋海船数量无从推估,南宋对海船实行登记造籍和征调制度,特别是浙东路和福建路记载较多,可据以推估两路海船数量。淳熙年间(1174-1189),范成大知明州时,“将海船五千八百八十七只结甲,遇获贼,根治同甲”,即明州民间造籍的海船有5887艘。嘉熙年间(1237-1240)明州在籍海船有7916艘,与淳熙年间相比有较大增长。南宋嘉熙年间明、温、台三州民船总数:“自一丈以上共三千八百三十三只,以下一万五千四百五十四只”,共计19287只。这是在“环三郡二三千里之海隅”,每岁夏初“不论大船小船,有船无船,并行根括一次,文移遍于村落,乞取竭于鸡犬”的全面统计的结果,是一个详实可靠的数据。浙东路将民间1丈以上大中型海船列入海防征调,据此将民间海船区分为大船和小船。由此可见明、台、温三州大小船之比约为25:100,其中明州(庆元府)为28:100(1丈以上1728只、1丈以下6188只),温州大小船之比也是28:100(1丈以上1099只、1丈以下3984只),台州则为19:100(1丈以上1006只,1丈以下5282只)。若加上越州(绍兴府)的海船数,浙东一路的海船数量远远超过两万艘。

福建路最初列入海防征调的是1丈2尺以上海船。绍兴二十九年(1159)后因为“一丈二尺以上者不多,乃令一丈以上亦籍之”。绍兴三十一年(1161)在对金朝的实战中发现“一丈面船冒风涛非便,缓急无所益”,“不堪充军需”,又于次年恢复“自一丈一尺九寸以下并免轮番”,即征调1丈2尺以上船只。而福建路海外贸易最活跃、海船数量也必庞大,而其中大部分仍是1丈2尺以下海船,其中“一丈二尺以上者不多”。福建路征调和非征调海船的比例可能小于浙东路征调船与非征调船1∶4的比例。

出于海防和纲运征调及防止船户走私为盗,福建也实行严格的船舶统计制度,如廖刚出知漳州时,“自到官,尽籍管内所有船只,立赏以绝欺隐之弊。非徒讥察盗贼,亦欲差使之均”,并令“海船并结为保伍,毋得擅出”。但不知漳州普查海船所得的具体数据。福建路沿海四州军海船也缺乏浙东沿海三州那样具体数据的记载。不过仍可从有关记载中推知福建海船的大致规模。《淳熙三山志》卷14《版籍类五》载:绍兴十九年(1149)括得福清县船2434只,淳熙间福州九县列入征调的船为373只,其中福清县125只。如果绍兴十九年(1149)福清县船2434只到淳熙年间基本稳定,则1丈2尺以上船在该县船只总数中占5%。1丈2尺以上大中型船只建造成本大,而列入征调后三年中仅一年能从事远洋贸易,特别是在南宋初期海船征调,“频年召募把隘”,使船户“不得商贩”。改为分三番把隘后,有时也出现“三番并发”的情况。这严重影响了人们建造大船的积极性,甚至出现“民家以有船为累,或低价出卖与官户,或往海外不还,甚者至自沉毁”。所以船只越大在大小船只总数中比例可能越小,1丈2尺以上船只远少于1丈2尺以下的船只。海防征调会加剧大小船只数量的差距。浙东沿海三州1丈以上船只占船只总数的25%,福建1丈2尺以上船只仅占总数的5%也属正常。

如果按此比例,淳熙间福州九县大小船只总数当约为7460只左右(373×20)。同样是征调1丈2尺以上船只的乾道二年(1166)列入征调的船共452只,乾道四年(1168)为560只,淳熙元年(1174)为492只,都超过淳熙年间373只,相应的大小船只总数不会更少,福州一州的海船甚至可能超过1万只。福州长溪县“海舟之隶于邑者数千艘”,该县是“去福州数百里”的偏僻县,居然也拥有数千艘船。这个数字是宋晋之任长溪县丞时对全县船只“总籍数目”得到的,此时“丞相陈公俊卿为(福州)帅君。(宋晋之)言邑之利病多所开纳”。而陈俊卿帅福州是宋孝宗乾道末至淳熙初年。所以长溪县船只数据与《淳熙三山志》卷14《版籍类五》所载淳熙年间福州九县征调船只数据是有可比性的。而淳熙年间福州九县列入征调船373只中长溪县船(79只)还少于福清县(125只)和闽县(80只)。据长溪县船只数量(数千艘)可推知将船只多于长溪县的福清县淳熙年间海船设定为2434只并不为过,进而也可知福州一州有船约7400艘乃至万艘应该是一个保守的推估。

泉州的贸易地位较福州重要,海船数量应至少与福州相近。福建濒海的兴化军和漳州也当有数量可观的海船。南宋福建沿海四州的海上贸易和商品经济都超过浙东的明、台、温三州,而且福建每年有数百只海船被调往明州和浙西。所以综合来看,福建的大小海船的数量也应不少于浙东沿海三州。福建海盗“众至数千,而巨艘千数”,海商的船只当远过于此。推测其海船数量不少于两万只也不为过。南宋时浙东和福建两路大小海船合计当超过4万只。以上都仅考察民间海船数,浙东特别是明州驻有水军数千,福建也有左翼水军,加上各地水寨巡检,军队海船也必是可观的数量。何锋认为,12世纪60年代南宋的沿海地区的战船数量应有1800艘。加上广东、广西、浙西、淮南东路沿海地区的公、私海船,则葛金芳所推估的南宋海船有七八万艘应是一个保守的估计。

四、宋代船舶的造价

船舶的费用主要是制造和维修之费。保存得法的民船可以“至三二十年不坏”。但是战船多保管不善,“多且十年,少仅三数年,已损动矣”。像建康府这样的江防屯兵重镇,战船保管条件良好,修造船屋停泊战船,“创屋二百五十间,立闸启闭”。开封金明池的龙船在熙宁中也修凿大澳,即船坞,并上建大屋,既是修理之处,又是藏船之室。这样都可以延长船只的修理年限。但一般的战船仍需“三年一小修,五年一大修”,若不及时修葺,“二三年间诸寨之船必皆朽败”。马船易坏,甚至须一年一造。

即使是宋代官船,也难以确知一年维修的总费用,但总体上应是可观的。有些船只的维修费用很大。如南宋初淮西宣抚司维修杨么车船,“每只计用钱四百余贯”,甚至“每只恐非四百贯可了”。金明池龙舟的维修费更高,绍圣三年(1096)维修龙舟,仅赏赐负责维修的供备库副使杨琰一人就有度牒15道,度牒每道“直金二百千,以十有五牒计之,凡三千缗”。淳熙十年(1184)诏沿海制置司于系省钱拨20000贯修整海船。绍熙五年(1194)沿海制置司拨官钱31655贯500钱,维修海战船15只。平均每只需维修费2110贯。

造船的制造费包括了材料价格和人工成本。范仲淹曾说,漕舟的制造之费加漕运兵夫给赏,每岁费五七百万缗。嘉定十五年(1222)朝廷拨29973贯545文钱、45730工,给鄂州都统制司打造军用渡船30只(1500料、1000料、300料马船各5只,70料脚船15只)。咸淳元年(1265)、二年(1266)、三年(1267)分别给建康府十八界会子150000贯、142293贯余、52000贯,往江西打造水哨马船、富阳船、脚船等战船。但史籍所载制造之费也都是零散的某机构或某州县、某种船的制造费用,全国各类船舶制造总费仍无法得知。

下面分纲船、战船和座船三类对不同用途和不同种类的船只造价略加考察。《河防通议》记载了制造一艘100料黄河纲船所需的各类材料,同时也记载了造船100料所需人工,包括“船匠一百六功,锯匠一百六功,锛匠一百六功,计三百一十八功,杂役夫在外”。《河防通议》并未说明所用各种材料的价格和役夫每功的雇钱,故无法计算所记100料黄河船的造价。而且力胜与材料并非同比例增加,所以即使能计算100料船的造价,也不能作为推算其他料例船的公式。纲船料例不同,用途不同,造价也不同,而留下记载的纲船造价很少。宣和三年(1121)延福宫西城管所“收买船二只,价钱一千二百贯”,用于汴河运输,每只价值600贯。南宋温州造内河漕船10只,“材植取于客贩抽解,贴买不多”,即木材主要依靠抽税获得,官府支付成本甚少,官府所费有船场监官(三员)俸给、工匠衣粮,以及铁、炭、灰油之费,“会计一岁之费,造船工料、官兵请给、衣粮起发等为钱三千六百贯有奇、米七百余石,监官衣绵、将校借请在外”,每只船的成本合计为钱360余贯、米70余石。若加上抽解木材的价值和监官衣绵,则每船造价还有一定增加。

乾道年间(1165-1173)吴璘打造马船运送马纲,张震估计马船每艘造价约800贯。实际所造马船有700料和500料两种,宣抚司共支“钱引七万五千贯,仅可打造马船二百只”,每艘需370余贯,这大概是不包括船上梢工水手的制造价格,若总计“每只合用物料、人工、口食等钱,共四百四十贯”。吴璘筹划的纲马水运大于一般的运河船料例。

有关战船造价的记载相对较多。内河战船造价最高的是大型车船。平定杨么时,知鼎州程昌禹“欲添置二十丈车船六只,每只所用板木材料、人工等共约二万贯。若以系官板木,止用钱一万贯,共约钱六万贯”。绍兴五年(1135)江西打造20余丈车船,“计今一舟之费动以数万,若十舟之费,不知几万”。绍兴五年(1135)“诏江、浙四路共造五车十桨小船五十,仍以贴纳盐袋钱五万缗为造船之费”,平均每只造价为1000贯。这是小型车船的造价。而一般的内河战船价高者1000余贯,如乾道五年(1169)水军统制官冯湛近打造多桨船一艘,计800料,“造船每艘计用钱一千六百七贯七百有奇”,价低者300余贯,如绍兴初年江西打造战船200只、粮船100只,“约其工费用度不下十余万贯”。平均每只费300余贯。

海战船也因种类大小不同而造价不一。南宋初李纲说到打造海战船700只,“每只官破钱二千贯,计一百四十万缗”,不知其船种类大小。建炎元年(1127)濒海沿江巡检鱽鱼船,又称钓槽船、荡浪斗,“可容五十人者,面阔一丈二尺,身长五丈,依民间工料造打,每支约四百余贯”。绍熙三年(1192)楚州“造双桅多桨,梁头阔丈二三海船二百只,不过费朝廷十万余缗”。平均每只造价500贯,若考虑货币通胀的因素,造价与建炎元年(1127)大体相当。建炎三年(1129)“平江府造船场计料四百料八橹战船,每只通长八丈,用钱一千一百五十九贯;四橹海鹘船,每只通长四丈五尺,用钱三百二十九贯”。长4丈5尺的四橹船,按海船一般的长宽比,宽约1丈1尺左右,大约于面阔1丈2尺、长5丈的鱽鱼船相当。1丈2尺鱽鱼船的料例应该小于长8丈的400料八橹战船。而400料也并非大型海船。绍兴二十九年(1159)福州沿海八县共造戈船60只,费钱5万余缗,平均每只833贯。按照这个造价,戈船也应小于400料。

淳熙七年(1180)“温州打造海船一百只,支降官会一十万贯”,平均每只1000贯。淳熙十年(1183)漳、泉打造战船,“每船量与截拨钱五百贯省添贴打造”。嘉定十四年(1221),温州打造海船25艘,申请降赐度牒50道应副打造。诏令下拨30道,每道作800贯文变卖。若按温州自己的申请,则每艘造价为1600贯。若按朝廷下拨度牒的数量计,则每艘造价960贯。应该也是小型战船。

乾道五年(1169)水军统制官冯湛打造“江、海、淮、河无往不可”的多桨船,比平江府打造的长8丈400料八橹战船更大,造价更高。该船通长8丈3尺,阔2丈,并淮尺,计800料,用桨42枝,载甲军200人,“造船每艘计用钱一千六百七贯七百有奇”。赵善括说南宋的海战船“一舟用金二十万”,即一舟2000贯。但这并非海战船中最大的。真德秀说到福建打造甲、乙、丙三艘大战船,共需钱12000余贯,平均每艘4000贯。另以5000贯打造战船2只,平均每只2500贯。隆兴二年(1164)明、温州各造平底海船“每十只之费,公家支经总钱三万贯”,每只造价3000贯。造价大于甲、乙、丙的战船,应该也是大型战船。

座船因用材上乘,制作精良,造价比其他船只造价相对更高。最豪华的座船是北宋开封金明池里的龙舟,用楠木制作,有臣僚称“金明池所造龙船费用贯万不少”,虽未明言具体造价,但一定不菲。因为龙舟“独铁费十八万斤,他物略称是”。财雄东南的湖州富翁金鼐贿赂王继先,“尝造海舟以献王继先,其直万缗,舟中百物皆具”。这也非运输船或战船,而是供私人游乐的座船。咸淳元年(1265)建康府差官往江西打造大样使座船,造价也高达1万贯。而给一般官员使用的座船造价则低得多。蔡襄说,“南方替罢官员,近由江浙,远自湘潭,一舟十人至二十人,大者倍之,一岁往还京师可了一次。一舟之费,小者五百千,大者七百千”。但仍比一般的漕船造价高。


总而言之,宋代商品经济空前繁荣,内河航行和海上贸易空前发展,官府纲运也规模巨大,官、私船舶总数当十分巨大。据现有史籍难以推算宋代船舶的总量,但从官府所造漕船和战船,以及南宋的海船登记和征调制度,可以大致推估某些时期漕船、战船和海船的数量。从北宋前期纲船的制造定额及船只使用年限,大致可知纲船的总数当不少于15000艘,其中仅汴河粮纲船即达6000艘。南宋纲船数量减少,但战船数量大增。南宋后期宋元决战长江时,内河战船应超过30000艘。南宋后期浙东一路的海船数量远远超过20000艘,福建路海船数量也应不少于20000只。有学者估计南宋全国海船为总数可达七八万艘,应近于事实。宋代船舶数量巨大,制造和维修之费也十分庞大。有些船只,如大型车船的维修费高达400贯,金明池龙舟的维修费更高,而官府漕船和战船数量庞大,所以维修费也十分可观。一般漕船制造费高则1000余贯,少则数百贯,相同料例的战船和海战的制造成本更高。大型车船的制造费用有的高达一两万贯。座船因用材上乘,制作精良,造价比漕船等一般船只更高。

(原载《云南社会科学》2017年第1期,已删除所有注释)

Copyright © 安庆死飞价格交流组@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