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焚膏继晷育菁华 ——“茅家琦与近代中国研究”学术研讨会综述

红运研究中心 2018-06-20 01:50:41

焚膏继晷育菁华

——“茅家琦与近代中国研究”学术研讨会综述

本文为作者10年前的一篇短文,谨以此文恭贺恩师茅家琦先生90大寿


茅家琦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在海内外享有崇高的学术声望。他治史执教凡50载,在晚清史、太平天国史、中华民国史、当代台湾、江南区域现代化史、史学理论与方法等领域都有重大学术成果面世,出版专著10余部,发表论文百余篇,在学界影响深远;他指导、培养与造就了一批史学人才,堪称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代学术宗师。为了传承和弘扬茅家琦先生的治学理论、方法和风格,教书育人的经验和模式,以及崇高的人文精神与品格,进一步推动和繁荣中国近现代史的学术研究,52日至4日在南京召开了“茅家琦与近代中国研究”学术研讨会,来自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安徽、陕西、重庆、广东、海南以及香港、澳门等地60余位学者与会。会议围绕茅家琦先生在中国近现代史领域的学术贡献、学术思想与实践、教育思想与实践、人文精神与德行等议题展开广泛研讨。


与会者认为,茅先生在中国近现代史领域的学术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老领域做出新成果。茅先生是众所周知的太平天国史研究的大家,出版《太平天国兴亡史》、《太平天国对外关系史》、《太平天国与列强》、《郭著〈太平天国史事日志〉校补》,主编《太平天国通史》等,把已经取得显著成就的太平天国史研究推向新的高度。《晚清史论》、《詹天佑传》(合著)、《孙中山评传》(合著)等也是老领域做出新成就的代表性作品。其二,开拓新的领域。随着改革开放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茅先生意识到研究区域城市近代化进程之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史鉴意义,乃组织弟子完成了包括无锡、南通、常州、扬州、镇江、宁波,芜湖、安庆等在内的长江下游城市的个案研究,在此基础上,1993年推出了《横看成岭侧成峰——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轨迹》一书,是为“国内第一部采用区域研究的方法探讨中国城市近代化发展特征、经验、模式的力作”,开辟了区域城市近代化研究的新领域。其三,在新领域的开拓方面,特别值得称道的是开创了当代大陆台湾研究学。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大陆对台政策有了大幅度调整,两岸关系发生重大转折。但由于长期“隔离”,人们对台湾的现状知之甚少。1980年春,茅先生接受美国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的邀请赴美讲学。在美期间,开始了解到1949年以后台湾社会的变化和发展。历史和现实的呼唤,使茅先生萌发了“拓荒”之念。于是带领一批研究生,走进“禁区”。1988年茅先生主编的《台湾三十年(19491979)》一书出版,引起轰动,被誉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具有开拓创新精神的当代台湾史的学术专著”。台湾研究学由此奠基。应该说大陆对台研究非自茅先生始,但把台湾研究特别是当代台湾研究作为一门学科来进行研究的,茅先生堪称第一人。1991年茅先生主编的《八十年代的台湾》出版,再次引起海内外的关注。之后连续出版《台湾经济政策轨迹》、《李国鼎与台湾财经》、《蒋经国的一生和他的思想演变》、《百年沧桑——中国国民党史》(合著,上、下册)等专著,深化了大陆台湾研究学的研究领域。与此同时,率先提出并正式设置“当代台湾研究方向”的硕士与博士研究生的课程教学,培养与造就了一批研究人才。茅先生强调对当代台湾的研究要有历史观、国际观、经济观、文化观、唯实观、致用观,这些理论与方法,与会者认为是具有“范式”意义的。

关于茅先生的治学精神,与会学者达成如下共识:首先是慎思明辨、实事求是的精神。茅先生提出的洪秀全没有建立什么“拜上帝会”、金田起义发生在1850114日而不是1851111日以及对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形成的时间等问题的探索,都体现出这一治学精神。其次是求真致用、不断开拓的精神。茅先生在学术领域中不断开拓前进的轨迹,大致上由太平天国史研究,拓展到史学理论与方法、晚清史、江南区域现代化史、民国史,又进而拓展到现当代台湾史。而现当代台湾史研究领域的拓展最显著地凸显了他作为一个著名历史学家对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关心。再次是论从史出、理论与史料并重的科学精神。在长期的史学研究实践中,茅先生不断地思考把马克思主义根本指导思想即实事求是原则应用到历史研究中的具体途径,就历史的本体与载体,历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史学研究的发展趋势以及史学工作者的自身修养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具有鲜明针对性的观点与主张,如茅先生强调要“训练思考问题的方法,没有科学的思维方法,就无法归纳出新的看法”,“在历史研究中运用科学的假说方法,实质上是认识论在历史研究领域中的具体体现和运用”,借鉴相关学科理论与方法,吸收国外同行学术观点,要“得体”与“切己”,要小心假设,小心求证。这些观点与主张,是发人深省,启人心智的。

茅先生的学术思想和品格,与会者认为,集中表现为五个方面:一是史学研究不仅需要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指导,而且需要科学的方法论。史学理论的最高层次是实事求是,在这一原则指导下,史学研究方法可以多元化,但历史文献学的实证方法应是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这一见解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导向,又展现了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开放性、包容性和创新性,对于构建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的史学理论体系是有价值的。二是掌握丰富的文献资料,尤其是原始资料,是进行史学研究的基础工程,这是茅先生一贯倡导、身体力行的学风,他撰写的著述都是以文献资料丰富、实证功力强劲著称。三是提倡严谨求实和开拓创新的学术风格,坚持研究的原创性,开拓学术领域,提出新观点,做出新贡献。茅先生主张治学必须经历“学习——思考——再研究——吸纳——创新”的学术流程,学术的开拓创新必须以严谨求实的研究为基础,二者构成科学学风的基本内核,相互依存,密不可分,这是推动学术发展和创新的内在动因。四是深入探索史学的重大理论问题,努力推动理论创新。如茅先生就历史发展进步的评价体系进行了新的探索,认为人类社会历史的进步,包括生产力逐步发展、民主政治逐步发展、人类自身文化、思想、道德水平逐步提高,走向全面发展,“衡量社会历史进步、发展程度的标志也就是这三项”。这一评价体系既肯定了生产力发展的主体地位,又重视政治发展和人类自身发展的状况。三方面有机结合,主次明确,互动发展,真实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常态,坚持了唯物史观的实事求是的原则,修正了史学界在理论和实践中的若干偏误。五是重视史学家自身素质和学风的培养和建设,提出优秀史学家的评判标准。茅先生认为,振兴和繁荣我国的历史科学,必须加强史学工作者的队伍建设,培养和造就优秀的史学家群体。史学家从事历史教学和研究工作,不是被动与消极地面对教育对象和文献资料,而是积极主动地发挥史学家的主体作用,使自身与现实社会、历史情境融合一体,才能充分彰显史学的资政育人功能。因此,优秀的历史学家不仅要具备科学的治学精神,而且要具备人文关怀的情结。他说:“史学家更为重要的任务是从历史实际中获取启示,提高和丰富自己的思想。这样,把客观历史再现和主观思想感受结合起来”。主观思想感受就是史学家的人文关怀情结,关注历史和现实社会的发展潮流、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从史学研究中获取启示和借鉴,既有助于推动现实社会的变革和发展,也提高和丰富了史学家自身的思想境界,如此,史学就会走出考据的藩篱,贴近现实社会和人类生活。茅先生的学术思想和品格,体现了人文关怀与科学精神的和谐统一。

茅先生的治史理念,也成为此次研讨会的一个“热点”。与会者认为,史学研究要开拓创新,就要有茅先生一直强调的“勤奋”、“求实态度”、“时代眼光”等治史理念。如“时代眼光”,内涵丰富,不仅要有强烈的现实关怀,更重要的要有与时俱进的研究旨趣。茅先生曾指出,史学“研究者必须从历史的经验中丰富自己的思想,这是火花,可以把自己变成燃起的一团火,照亮现实生活”。与会者认为这是“时代眼光”应有的穿透力。没有这种强烈的现实关怀,史学的社会功能就不可能得到很好的发挥,“照亮现实生活”也将无从谈起。这是茅先生提出“历史学家应该象关心历史那样关心现实”的深层意蕴。这些治史理念,实际上是茅先生治学经验的概括总结。“勤奋”、“求实态度”、“时代眼光”等,与会者认为,既是茅先生的治史理念,也是其不断走向成功的“秘诀”、“法宝”,更是“救治”当前史学研究浮躁、务虚、急功近利等不良学风的“灵丹妙药”。这是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治史者继承弘扬。


研讨会上大家还获悉一个让人欣喜的消息,南京大学设立“茅家琦教育基金”,以表彰在史学研究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青年学子。这是南京大学首次以知名教授命名的教育基金。

茅家琦


著名历史学家。南京大学历史学系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台湾研究所所长、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会会长、江苏省历史学会会长,现任南京大学台湾研究所名誉所长,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国务院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等职。茅家琦先生专治中国近现代史,出版《太平天国兴亡史》、《太平天国对外关系史》、《太平天国通史》(主编)、《台湾三十年》(主编)等重要学术专著14部,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涵盖晚清史、太平天国史、中华民国史、当代台湾史、区域现代化史等领域,在这些研究领域有卓越的贡献,在史学理论和方法上也颇具学术造诣。


(作者:池子华 原文载于《南京大学报》2006年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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